许多论者都持有此一看法。

在正文第四条，对我国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定。但这种大行政区仅仅是一种过渡，随着全国范围的地方建政与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这种具有浓郁军事色彩的行政区划模式辖区过大、层级过多等弊端也体现得愈发明显。

从罗马治下的和平到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再到美利坚和平，一部世界史，几乎成为帝国叙事史，似乎如果离开帝国，世界和平便是水中月镜中花。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必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强调的是广大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分子的当家做主，作为少数民族公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而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治理格局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就必须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明确将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纲领》第十一条）作为基本外交理念。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与外，呈现的是国家建设空间维度的一体两面。规律和拘束力与这一定义相对应，具有法的明确化功能。

这一制度是在争点拥塞时先加以整理，同时在拒绝申请处分撤销判决等之后的（再度）行政程序中留有事案调查审理的余地。[14] 对于这里特性的描述，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469頁以下。[6]但是，在日本，尽管行政案件也是由普通法院审理判断，但大阪国际机场案大法庭判决对于诉原本是否可能、可能时应该采用何种诉讼类型的问题未作说明，就驳回了民事禁止诉讼。[76] 山本隆司・前掲ジュリスト1239号113頁。

[46]成为问题的行政行为制度和其他行政法或民刑事法上制度的关系，与包括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权限范围在内在整体上考虑判断的构成要件效力的情形存在不同之处。通说认为，课予义务请求和课予（再决定）义务判决当然包含着拒绝申请处分撤销请求和撤销判决的前提。

[15] 第4条规定，本法律中的‘当事人诉讼是指在关于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中根据法令规定以该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诉讼，以及关于公法上法律关系的确认之诉及其他关于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40] 最判2000年4月11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4巻4号1368頁。[55] 雄川一郎『行政争訟法』(有斐閣、1957年)58頁以下。[72]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77-79頁。

在区分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管辖的德国和法国，如果裁判管辖有争议，就通过一定程序来决定管辖，必要时移送案件。[113] 这里仅列举出交告尚史『処分理由と取消訴訟』(勁草書房、2000年)、大渕哲也『特許審決取消訴訟基本構造論』(有斐閣、2003年)。鶴岡稔彦・前掲抗告訴訟の訴訟物206頁。[32] 详见人見剛｢行政行為の公定力の範囲｣高柳信一先生古稀記念『行政法学の現状分析』(勁草書房、1991年)219頁以下を参照。

4. 基准时间 课予义务诉讼的违法判断基准时间是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所谓判决时），[107]而拒绝申请处分撤销诉讼的违法判断基准时间是处分时（三（三）），该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呢？ 在拒绝申请处分之后，事实或法的状态发生了有利于原告的变化，基本上是对于课予义务请求作出本案判决，对于合并提起的拒绝处分撤销诉讼，以没有请求判决的利益为由予以驳回。在行政行为第三人要求行政厅启动权限时，是第三人要求剥夺相对人权利、课予其义务的法地位。

（三）诉的合法性要件的一般条款[12]与开放的诉讼类型 按照诉讼类型分别确定诉的合法性要件也是不合适的。宮崎良夫・前掲行政争訟と行政法学308頁以下。

首先，行诉法第44条排除了根据民事保全法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临时处分。进而，在第（2）（3）种情形的过程中，在拒绝申请处分撤销判决确定后，行政厅在再度拒绝时，也必须照顾到争讼的迅速解决。[10] 当然，因为过去抗告诉讼的被告原则上不是行政主体而是行政厅（行诉法旧第11条），因为在形式上被告不同，法院无法将原告作为抗告诉讼提起的诉解释为公法上当事人诉讼或民事诉讼而作出判决，反之亦然。公定力代表性的比较法研究，将对一般行政行为有效的公定力本质与附临时执行宣告的第一审判决做对比，也只是比喻性且抽象地予以认可，即在给公证书执行力背书的同等程度上让系争法律关系实在化，[25]这不是一个佐证吗？ 其中，现在的代表性学说将公定力还原为撤销诉讼的排他性管辖制度，即能直接攻击处分的仅为[撤销]诉讼，即使不服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法关系或权利义务，也不能直接以民事诉讼或当事人诉讼就该法关系或权利义务进行争议，而必须以撤销诉讼请求撤销行政行为。——译者注 [106] 東京地判2001年12月4日判例時報1791号3頁。[88] 最判1999年1月21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3巻1号13頁参照。

对于课予义务之诉，山本隆司｢新たな訴訟類型の活用のために——ドイツ法の視点から｣法律のひろば57巻10号（2004年）40-49頁。也就是说，判决撤销行政行为，是以认定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或认定受行政行为规律的私人的法地位为前提，将行政厅违法行为形成了的（或正在形成的）状态恢复到没有违法行为就一定存在的状态的一种手段。

（二）撤销诉讼诉讼标的的幅度与审理判断对象的限定 近来在首次判断权上出现了一种观点，即以行政厅的首次判断权为基准划定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以相互独立的事实A、B、C、D之一为理由就可以作出某行政处分时，以A为理由的处分与以B为理由的处分欠缺同一性。[24]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74-75頁。

当然，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恢复原状的争点诉讼（行诉法第45条[77]）被制度化，并被解释运用为几乎不含行政行为特别规则的民事诉讼，排除确认无效诉讼的可能性。其他适当方法首先想到的是请求更正等（参见（三））特别法定的行政（诉讼）程序。

第三，正如上述见解所承认的那样，以不同理由拒绝申请处分的情形是问题所在。如此，即使能在措施的程序上区分开（例如，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更正处分、撤销判决后重复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当初的行政行为），规律的内容（例如，X欠缴A元以上的税款）也不失去其同一性。——译者注 [19] 美濃部達吉『日本行政法上巻』(有斐閣、1936年)257頁。[100] 因而，像上面那样拒绝理由有质的差别时，行政厅因在处分理由A上发生实体法上的判断错误，可以处分当时未对其他处分理由作充分调查、判断和说明为理由撤销处分。

对于不同于行政行为事前程序中得到判断的事由和（多大程度）理由、根据的行政行为，能否在同一撤销诉讼程序中予以审理判断的问题，是实质层面的诉讼标的或审理判断对象的范围（幅度）问题。在德国，与前述为了赏罚（恢复原状）的消除结果请求权一样，这时请求权的根据在于一般的基本权利（（四））。

（4）另外，所讨论的所谓违法性继承，即在后续处分的阶段能主张先行处分的违法性，这被解释为后续处分执行和实现先行处分的制度。——译者注 [112] 第8条第2款第3项规定，对于法定的行政不服审查程序前置的情形，有其他不经裁决的正当理由的，也可以不经裁决就提起撤销处分之诉。

即使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概括性地对行政主体确定禁止的对象，[93]也难以否定禁止对象的不特定感。[31]如果加以模仿，对于行政行为的效力，可以说日本的公定力概念是采取了一体性构成，而现在的德国学说则采取了分解性构成。

如三（六）所示，第37-2条可以被解释为通常的诉讼要件。[24]诚然，起诉期限限制以及私人一方的起诉责任，虽说在日本的这次修法中得到进一步放宽（行诉法第14条），但在理论和实际上依然有很大意义。[49] 三、行政行为与法律关系 如此，采取较公定力更具分解性、分析性的理论构成，可以更为明确地说明行政行为的效力范围。[25] 兼子仁『行政行為の公定力の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第3版、1975年)41頁以下、243頁以下、324頁以下。

3. 与其他程序的功能分担 最后是没有避免损害的其他适当方法（第37-2条第1款）诉的容许要件。3. 构成要件效力 在行政行为规律、拘束的法关系之外其他行政上的法关系、私人之间的民事法关系、刑事诉讼的场合，有利害关系的私人、管辖的行政厅和法院都必须尊重行政行为的规律和拘束力，这被称为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Tatbestandswirkung）。

[28] （二）规律·拘束力、存续力、构成要件效力——行政行为效力的分解构成 日本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系参照战前德国奥托·迈耶的行政机关自我确认等理论而形成的。[4] 室井力編『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行政救済法』(日本評論社、1986年)205頁以下[小早川光郎]。

不过，也有必要注意行诉法第37-3条第6款规定的要件——在有助于迅速解决争讼时。一般而言，只有行政厅在认定处分法规根据的要件上没有裁量或判断余地，确定原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执行和实现处分的法规根据，而且，比较性利害关系人的范围狭窄，原告能充分收集和理解必要的知识和信息，才是原告能有效地进行这种民事诉讼的情形。